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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十四章 为什么不能那样启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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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种争执是好的,证明这些人经过了十年的启蒙想法开始日渐成熟,并开始朝着陈健所说的“方法论”的方式在逻辑之内反对直接的结论,开始一条类似于自然科学的“渎神”之路。

    这种争执的本源,不过是接触了批判与颂扬并存的剖析资本主义之后,在生产力不足的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自发反应。

    按照推理,他们看到了一条血淋淋的路,一条在会议报告中指出的“阴沉昏暗而又血迹斑斑的”资本吃人之路。

    那么有人就想知道,可以可以直接跳过这条血迹斑斑的路,直接过渡到美好的未来呢?

    闽城已经开始了非萌芽的资本主义道路,农村也会走这么一条“农民失去土地从而一无所有成为无产者”的路。

    这条路是必然的?还是可以绕开的?

    这是攸关整个共和国与无数同族命运的岔口选择,而这次关于闽郡减租减息还是减租减息加永佃制的争辩,只是这个命运岔口的一个路牌。

    租佃制、地主土地所有制、大家族军功土地制,这是已经在吃人的猛兽。

    资本主义的兼并、剥削、唯利是图,则是一条悬在头顶的绞索。

    是既反对猛兽又反对绞索?还是认为绞索是绕不开的、等到所有人都被绞索吊住的时候,再振臂高呼?亦或是说绞索因为缀着的人太多了自然会断,所以现在应该帮着把绞索架起来?

    这种情况就是思想超前与生产力不足之下所必然会产生的民粹、小农社会主义、小资社会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思潮。

    出现这样的争执也和墨党人员的组成有关。如今这四百一十二名出席的代表中,有一百二十多人是雇工、原佃农、矿工。数量虽然不是太多,总可以厚着脸皮称自己为代表“雇工和无资产者”利益的党派了。

    然而往前推十年到进步同盟成立的时候,发起人中陈健是大资本家、湖霖只要回家就是家族产业继承人、兰琪是旧贵族的独生女儿……参与者阶层最低的是开蒙先生、教员、小作坊主等。

    除了陈健这个三观已经成型的死硬分子外,湖霖、兰琪等人他们的成长过程和走向一条和陈健亲近的路,源于社会本身和传统文化。

    十年前,没有救亡图存的急躁、没有亡国灭种的威胁。统一战争在他们祖父辈打完,大航海还未开启,战争中工商业的普遍参与和资金支持,专制王权经过战争中那个续命王上对共和国传统的恪守还未出现,资本主义萌芽已经铺开……

    那时候,他们思索的,只是前一世陈健留下的国人共和、人人平等的美好社会理念的一种复古反应。

    他们想要的是天下一统、共和国即世界的条件下,国人未来的归宿是怎样的?那些愈发出现的不合理不公平和黑暗面应该怎么抹去?

    在遇到陈健之前,他们已经产生了这种想法,正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,不是陈健把他们拉过来的,而是他们自发地靠近过来并且受到了陈健的三观影响。

    而他们靠过来的动机,陈健觉得那是一种病态的进步上层和知识分子病。

    虽然到了如今大家都是同志了不好明说,可陈健还是确信,这些人当初参加进步同盟的原因是一种赎罪的心态。

    他们面对着共和国的不公平越来越多,这些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人有了一种负罪感。

    他们认为自己这种“优雅而有文化的、家世富足显赫”的人,是以多数人被欺凌奴役和悲惨换来的,也就是与立国之初一直强调的国人共和所违背的。

    自己的优雅和知识,是因为多数人没有资格受到他们的教育、没办法过上他们那样的生活所带来的一种对比和陪衬。

    由此,他们带着一种赎罪的心态,对社会的进步和公平有一种赎罪和偿还的心态,一种由赎罪和偿还带来的扭曲的使命感和病态的责任感。

    因为他们知道上流社会的肮脏,亲眼目的了自己的父辈们是如何赚取金钱的、亲自读过了立国之初陈健留下的那些古旧的书籍,由此所产生的一种残余进步同盟的动力。

    正如湖霖在离家之后,穿着帮工的短衫,写出梦城,在目睹了河谷起义镇压后万念俱灰;正如兰琪在都城和庄园中,尽可能平易近人,在天花瘟疫爆发后舍身组织救援,为了回骂那些认为道德遗传的人去养两头狼崽子……种种这一切,都是这种赎罪与偿还心态在支撑着他们。

    假使没有陈健横插一脚,照着共和国这群年轻人的态势发展下去,那就很可能出现一种奇怪的道德哲学。

    尼采说,道德有两种: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;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。

    而这群人如果不认为道德人性和社会性与社会形态有关,坚持原本的那种赎罪心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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