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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49章 离经叛道(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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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谬论”

    “歪门邪道”

    诸如此类的断语传入使得郭嵩焘长松了一口气,他立即明白自己先前之说,至少在汉王的耳中并不是“离经叛道”之言。汉王的感叹传入他的耳中,只让他不由只觉一阵诧异。

    “一个人?”

    “没错!”

    点点头,朱宜锋继续向前走着。

    “当时的“歪门邪说”实在是数不胜数,但也就是商鞅这位所谓的法家奇才将“愚民之策“变成一整套切实可行的之策,将西陲弱国秦国一下子打造成为了强国,而秦国也正是凭以商鞅的“愚民之策”,横扫六国,一统中国,从那时起,任何学说在实际取得成功的法家学说面前都黯然失色!”

    同样熟读史书的郭嵩焘听汉王提及商鞅,提及秦国时,只是低头不语的跟在汉王半步之后,而谈性正浓的朱宜锋则继续说道。

    “商鞅为何要愚民呢?”

    在反问之后,朱宜锋又自问自答道

    “在《商君书?定分篇》中就给了答案。“民愚则易治也”,因为“愚民”这个政治学的目的看起来很简单老百姓愚蠢了,也就容易治理了,如《商君书》中所言“昔之能制天下者,必先制其民者也;能先胜敌者,必先胜其民者也。”,而如何制民呢?”

    “必先弱民!民弱方才易制!”

    郭嵩焘毫不迟疑的答道。

    “所以《商君书》才“弱民”之篇,“民弱国强,民强国弱”,总之,要想使人民听命,必然要弱民,既不让其富有,也不让其强大。弱民的第一步,自然就是愚民了。而如何“愚民”呢?”

    说到这,朱宜锋不禁想到那个在一个半世纪后,因为一部“伪纪录科教片”而被无数国人为之激动、自豪、狂热的“大秦帝国”,又有多少人知道,正是他们中口的那个“伟大”的“大秦帝国”开启了“愚民”源头呢?

    “治国,如果开导人民的知识,而不加以堵塞,百姓的学识就会增长。百姓学识的增长,则不会去攻打敌国,就产**邪。所以其才会在《商君书》中言称“开而不塞,则短长;长而不攻,则有奸”……要瓦解民间已经形成的道德风气,以统一百姓的思想,这是国家强大的基础,所谓的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礼、乐、善、修、仁、廉、辩、慧,国有十者,上无使守战。国以十者治,敌至必削,不至必贫。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,虽至必却;兴兵而伐,必取;按兵不伐,必富。”如此,才能去以学识,统一思想,除此之外,还要禁止大臣、诸大夫游学、游仕,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,尽可能地让人民愚昧无知、不好学问,使他们专心听从国家的安排和规划。正所谓“国之大臣、诸大夫,博闻、辩慧、游居之事皆无得为,无得居游于百县,则农民无所闻变、见方。农民无所闻变、见方,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,而愚农不知,不好学问。愚农不知,不好学问,则务疾农;智农无从离其故事,则草必垦矣。”(注:《商君书?垦令》)”

    唇角轻扬着道出这番话来,朱宜锋的脸上露出嘲弄之色,这就是中国古代“农本主义”的根源,其根源不是“以农为本”而是“愚农不知”。

    “可怎么样让老百姓变成愚民呢?仅仅不让老百姓不受教育还不够,还得锢民。自然也就有了其书中所言“使民无得擅徙,则诛愚。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。””

    禁止民众自由迁徙,他们就会愚昧无知,那些不安分的到处迁徙,扰乱农事的人就会失去混饭吃的地方,只好老老实实种地。这正是中国统治者的“愚民”的不二法宝。

    “可限制老百姓的自由迁徙还不够,还要将老百姓变成贫民,正所谓的“力富则淫,淫则有虱。民富而不用”,所以必须通过限制商业,使百姓保持贫穷,以避免其因富而纵不易役使。“重农抑商”其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持“农本”,而是为了弱民,为了制民。可是这么干,百姓并不乐意,食色性也,百姓并不甘于贫困,毕竟人都向往好日子,这个时候,怎么办?如何维持统治?”

    摇头冷笑着,朱宜锋又一次引用《商君书》中的话。

    “所以才有了“国以善民治奸民者,必乱,至削;国以奸民治善民者,必治,至强。”,有了“政作民之所恶,民弱;政作民之所乐,民强。”。可如此民众自然会反抗,这也就是有了秦国的重刑,“重刑而连其罪,则褊急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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