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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3 取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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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边厢邓舍、洪继勋在猜度朱元璋,那边厢朱元璋也在推测邓舍。

    集庆,吴国公府,书房室内。

    朱元璋、刘基、宋濂、陈遇、杨宪等人相对而坐。

    除了这几人外,还有另外十来个陌生的面孔,将书房中填得满满腾腾。其中一人,年约五旬,坐在刘基的上,仅次朱元璋之下,温和儒雅,生得面白长须,慈眉善目,颇有长者之风,不是别人,正是定远李善长。

    李善长,字百室,其人少有智谋,习法家著作,“策事多中”,里中曾经推他为祭酒。

    至正十四年,朱元璋率兵略滁阳,与他道上相遇,“与语,悦之,留置麾下,俾掌书记”。当时,朱元璋还没有迹,犹自尚归属濠州,屈于郭子兴等人下。从那个时候起,李善长就对他忠心耿耿。至正十五年,郭子兴“为谗所惑”,抽调走了好几个朱元璋手下掌文案之人,惟独李善长“终不弃去”。

    再加上定远相距朱元璋的故乡不远,他两人可算是“同里”,又还有一层老乡的关系。因而自此之后,李善长就得到了朱元璋的十分信任。并且随着朱元璋的逐渐迹、持续不断地开疆拓土,他在吴军中的地位也水涨船高,到如今,已经是官至江南行省参知政事,俨然集庆文臣第一。

    洪武三年,朱元璋大封功臣,他被封为韩国公,排名第一,是为开国功,位次尚在徐达、常遇春之上。

    ——,他曾经与朱元璋对谈,把朱元璋比作汉高祖,把本人比作酂侯,而把宋濂比作留侯。酂侯,就是萧何。汉高定天下后,也曾经大封功臣,把萧何定为功,是为“开国第一侯”,位列在群臣之上。从这一点而言,倒也确实不枉了他自比“酂侯”之说。

    此外,又有数人。

    一个叫宋思颜,一个叫秦从龙,一个叫李梦庚,一个叫郭景祥。又有陶安、毛骐、汪河、孔克仁等。这些人,或是勋旧,或为亲信,俱乃是为朱元璋行省幕府中最为精华的人物。

    比如宋思颜,早在朱元璋初置江南行中书省时,他便是唯一一个能与李善长同列,官居参议的人。又比如李梦庚、郭景祥,一个凤阳人,一个濠州人,投奔朱元璋也是较早,早在朱元璋渡江、攻克金陵之前便就在其军中“典文书、佐谋议”了。又比如毛骐,和李善长的“妇兄”王濂是老乡,他两个人是真正的“同里”,也是早在朱元璋渡江前就投奔来了。当渡江之初,朱元璋身边最得用的两个人,一个李善长,另一个就是毛骐。再又比如汪河,亦从渡江,曾为朱元璋出使察罕,“议论称旨”。

    至若孔克仁,更在朱元璋建国后,曾被命“授诸子经,功臣子弟亦令入学”。由此可见,其人之学问、道德是很得朱元璋赞赏的。

    这么多金陵的名臣聚集一处,场面较之方从哲那次来求见更加宏大,所为何事?

    正是为商议张士诚出兵太湖之事。

    同时,朱元璋也听说了察罕帖木儿已遣出援军,将至济宁。所以,此次的集会议事,也是为猜测海东接下来可能会采取的战术以及应对措施。

    朱元璋召臣下议事,有个特点。

    他不会一下子把所有的文武部属全部召来,而往往是会先私下里、小范围的先与亲信臣子商议过后,然后再扩大范围,把需要参与事情中的文武群臣们悉数召来,进一步地商议讨论。

    就像这一次,他便是先和刘基、李善长、秦从龙等少数人把大体的设想议论成熟了之后,才又把宋濂、杨宪、陈遇、宋思颜等人召来的。

    要说,既已把大体的设想议论成熟了,又为何再把宋濂等人召来?原因很简单。因为现如今,管辖集庆府政务方方面面的就是这群人。不将之召来,就无法仔细、深入地了解集庆府现今的情形,就不知道有无足够的民力、财力乃至耐力来支持将来的行动。

    等这一个会议再议论过了,随后他会召来徐达、常遇春之类的武将,再详细地当面分配任务,传军令。所谓“不打无准备之战”,就是如此。形象地形容,他与刘基、秦从龙等人议定的可谓构架;与宋濂、陈遇等人议定的便是后勤;而之后与徐达、常遇春议定的才算是具体细节布置。

    刚说到张士诚在太湖的动作。

    朱元璋说道:“才得的情报,松江水军头领潘元绍於日前刚到了太湖,随其同行的,还有士诚麾下的步军悍将杨文德、孙君寿等人。嘿嘿,水6齐出。从这个架势看来,他倒似乎是真想要与俺在太湖打上一仗。”

    潘元绍,是张士诚的女婿,管领水军,虽酗酒嗜杀,但也是颇有战功的,乃是士诚的一个得力臂助。杨文德、孙君寿等人,在士诚军中虽不及李伯升等诸上将的威名,但也可算是一时之选,皆以骁悍出名。

    李善长接口说道:“计其水军,号称十万,但据线报,现在到位的至多数千而已。又再计其步卒,号称五万,一样据线报,到位的不足五千。”

    “诸位卿家,你们认为士诚此举是真想与咱开战么?”

    “‘书生一夜睡不着,太湖西畔是他邦。’此乃松江府内一个士子的诗句。士诚等本起寒微,一时得志,遂至于此,淫湎汰奢,贤豪不用。他这个人本来就是素无大志,没有远见,以臣看来,虽然因为受到察罕的鼓动而驻军太湖,但只要主公一道军令下去,命建德的朱文忠部往前稍提,他必定就会仓皇失措,绝无再敢有觊觎太湖、乃至觊觎我金陵之意了。”

    说话之人,乃是刘基。

    朱元璋笑道:“老先生之言,甚有理也。”顾盼诸人,又问道,“诸位之见呢?”

    在场的诸人虽说都是金陵的肱骨之臣,但“术业有专攻”,并非是都懂军事的。

    像宋濂,就是一个标准的儒生。不可置疑,此人非常有学问,学富五车,“于学无所不通”,而且文章也写得很好,刘基曾经称赞他是“当今文章第一”,但是说到行军打仗、战术战略,却就是个外行了。

    又像陈遇,虽然名气也很大,特别还精擅象数之学,也就是易学,但对兵家之事却也是个十足的外行,并没有什么言权。

    再如宋思颜、李梦庚之辈,也多是执掌文书,处理政事,可谓“文臣”之才,对征战多不了解。因此,听了朱元璋的询问,他们大多都不着急回答。只有杨宪,坐在椅中,挺直了身子,大声地说道:“刘先生所言是也!”

    “噢?希武有何见解?”

    希武,是杨宪的字。他拽住袖子,昂然起身,侃侃而谈,说道:“‘夫视远者不及近,虑大者不详细。’处大事当有定见、有定夺。臣观士诚,诚如刘先生所言,果然素无大志,本无远见,更遑论‘定见’、‘定夺’了!从以往他与主公生过的一些战事中就可以看出,他这个人,从来都是获得小利便沾沾自喜,稍有小败就难以自安。所谓‘矜小胜,恤小败,先自挠矣,何暇立功乎’?所以,臣以为刘先生所见是也!”

    “这么说,你也是认为士诚屯兵太湖之事,其实不足虑也?”

    “正是。”

    朱元璋点了点头,又问秦从龙,说道:“秦老先生意下如何?”

    秦从龙的年岁不小了,已有六十多岁。

    他本是洛阳人,仕蒙元为江南行御史台的治书侍御史,后避乱镇江。至正十六年,徐达将攻镇江,朱元璋与之言道:“听说有个叫秦元之的,才器老成,你当询访,致吾欲见意。”元之,即秦从龙的字。

    徐达领命,克镇江,寻访得之。

    朱元璋即命朱文正、朱文忠前去聘请,并亲自到龙江去迎接。当时,朱元璋才下金陵不久,还没有治府邸,住在富民家中,因而邀请秦从龙共居之。再又后来,“即元御史台为府,居从龙西华门外,事无大小悉与谋之,尝以笔书漆简,问答甚密,左右皆不能知”。

    相待之厚,倚重之深,由此可见一斑。

    既闻得朱元璋相问,秦从龙忙恭谨起身,一部花白的胡须飘扬胸前,他并没有直接地做出回答,而是说道:“臣请为主公分析您与士诚的不同之处。”

    朱元璋和颜悦色,笑道:“先生请讲。”

    “或有以为,主公礼贤下士,而士诚胸无大志,这是主公与士诚的最大不同之处。但以臣看来,却不以为然。”

    “然则,我与士诚最大的不同在何处?”

    “士诚其人,惧於后;而主公为人,惧於前。臣认为,这才是主公与士诚的最大不同。”

    朱元璋来了兴趣,说道:“惧於前?惧於后?……,元之此言何意?愿闻其详。”

    “惧於后者,临敌则必有惧,盖因其无备使然。而惧於前者,必先有谋。谋定,则虽骤临敌变而不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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