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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 教授病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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虞新民说,“虞老大,虞队长,戽完后,可别忘了把堰全部清理开。”

    虞新民说,“书记这你放心。小鬏戽着玩,我们来帮手,最后肯定全挑通。”

    周建国临走时,带了四五条大红鱼,只记帐,没付钱。原来,县里最大的社队企业,莫氏公路运输公司(简称莫氏物流公司)要在我们公社设立分公司,正到大队考察哪,需要招待。

    当然,大队的鱼钱也不会赖帐,年底结算时,会记入生产队的帐里。

    又干了近十天,终于戽完了,最后两个分段鱼不多,只有五六十斤。一算帐,总共戽了一千五百多斤,每家都留了二三十斤过年,还卖了五百六十多元。

    这对正处于春荒之前的村民来说,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要知道,那个年月的普通农户,一家人费上一年功夫,也就养一头猪,顶多卖个一百二三十块钱。虞氏四兄弟干的这一票大买卖,等于是给每家送去一头大肥猪,非同小可!

    这一场艰巨的战役打完,五个小家伙都累得瘦了一圈,躺到卧榻上就不愿动了。于月月和王凤押着五人到街上澡堂子里,干净彻底地洗了个澡,高高兴兴地过年。回来后,四人在于月月家里整整睡了一天一宿,才缓过劲来。

    巧云还专门跑来,对他们威胁说,“以后这样的好事不准落下我,不然我就揭你们的老底,看大爷二爷不扒了你们的皮。”几人只能老老实实地答应。

    本来,过年后这个春季,是四家每年最难熬的荒年,粮食肯定不够吃。这笔钱来得正是时候,派上了大用场,让几家安然渡过了春荒。

    七十年代初的几年,苏北冬天暴雪天气较多。

    一旦下大雪,虞松远和他的死党,不管睡在谁家,都会自觉早早起床,不用母亲或婶子们挨个打屁股叫。几个少年会自觉扛起笤帚,自地参加“四类分子”扫大街的队伍,代替体弱不支的教授奶奶与病魔缠身的陈老师,去参加义务劳动。

    教授与陈老师可以不参加“四类分子”扫雪,这是六小队政治队长周昆和大队书记周建国特许的。但这“特许”可不是施舍或恩惠,而是少年虞松远与他的兄弟们,用小拳头生生给打出来的。

    周昆是大队书记周建国的本家,也是亲信,因此有恃无恐。年轻时,他是有名的混子无赖。如果不是虞松远等几个顽童胡缠乱打,以及虞新河、虞新民兄弟俩的巧妙偏袒,周昆才不会对“四类分子”丝毫善心。

    那一年冬天奇冷,天连降暴雪,雪下得有大人屁股高。大雪封门,天地白皑皑一片。家家户户挂着吊搭,男人孩子围着火盆烤火取暖,女人们则或缝补衣服或家长里短“嚼舌头”。可“四类分子”们,每天都得在扛枪民兵的监管下,先将村里道路上的积雪铲到路边,然后再仔细清扫干净。

    在“四类分子”扫雪时,虞松远常常带着村里的顽童们,在一边疯狂地打雪仗。雪太深,大人们行走很不便,虞松远与他的三个小兄弟,却在厚厚的积雪之上行走如飞,来去自由。

    教授染了风寒,被这场严寒打倒了,已经连续数日卧床不起。陈老师也咳嗽加重,有时甚至能咳出一团一团的血来,把王凤吓得几次都哭了起来。尤其是教授,似乎有过不去这个冬天的样儿。

    那时候农村医疗实现全覆盖,但医疗水平普遍很底。农民有病了,一般只是找大队的赤脚医生看,挂挂吊瓶,打打针。厉害一点的病可以到乡、县医院看,可重病就没几家看得起了。所以,一旦得了重病,基本只能在家等死。

    教授和陈老师得的都是陈年老病,虞新民将赤脚医生请来,挂水、打针、吃药,一个流程走下来,根本不管用,一点没见起色。这天晚上,室外北风呼啸,室内点着火盆,教授却着高烧,冷得不停哆嗦,人已经连着三天,处于昏迷状态。

    于月月和舒同孤儿寡母的,一时就乱了分寸。虞新民再将大队的赤脚医生请来,吊了三天盐水,还不退烧。五六天了,滴水未进,人一直昏迷不醒。后来,医生表示,已经尽力了,实在没有办法,或者到县医院去,或者准备后事吧。

    这大冷的天,冰雪封门,送医院这么来回一折腾,教授肯定是扛不过去的。

    虞新河、虞新民一直在轮流给教授和陈老师把脉、观察、诊治,他兄弟二人都不同意上医院。于月月已经彻底没了主意,佘文芳、佘文秀、王凤已经噙着泪,偷偷在给教授准备寿衣。

    赤脚医生带着歉意走了,但虞新河、虞新民兄弟俩却没有放弃。他们轮流仔仔细细地把脉后,弟兄俩认真商量了一下,虞新河给教授写出方子。同时,也给陈老师专门号脉,写出了方子。

    大雪封路,公共汽车已经停了。虞新民大雪夜徒步行走十几公里,亲自到县城敲开药铺的门抓药,凌晨前又一身风雪地赶了回来。两家连夜熬药,天亮前开始用中药救治教授和陈老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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